再等等，我常想。

等到霜降过了，后山的野菊花便都会开的。

    可您却先走了，独留野菊开放。

石缝里，坡地上，别的花不愿落脚的地方，它们把根挤进去。叶子暗绿里泛着紫，是霜打的印记。花很小，黄得不张扬，凑近了，有一股清苦的香气。所以我又想起您了。

想起您说过，您生在巴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。冬天赤着脚踩雪去上学，脚趾冻得通红，在雪地里一步一个窝。一件粗布单衣常常一周才能换洗一次。

野菊从不挑地方，只是拼了命的向上生长，您也一样。1951年，您进了重庆第一师范学院美术科，又去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教室的门，您最早推开；讲台上的灯，您最晚熄灭。全优的成绩，三好的标兵，都是您扎根的方式。也只有根扎稳了，才经得住后来的风。您从不害怕环境贫瘠，只管牢牢扎根，默默生长。

但那十年，霜来了。您被拉出去批斗，从批斗场出来，您拍了拍土，走进教室。站上讲台，您说：“知识永远不会背叛良知。”一朵花承受霜雪的方式，不是对抗，是把它变成自己的颜色，用自己的温度将霜雪融化，化成为滋养自身生命的养分。是您让我们明白，柔弱也能胜刚强，温柔也是一种力量。后来您又得了肾炎。躺在床上改作文，趴在桌上编教材，前前后后一百多万字。批改的字，却一笔不潦草。身体被疾病按压着，字迹却比健康的人更端正。这是是生命在受限中呈现的秩序，恍若石缝里开出的那点嫩黄，让苦难中生出明丽。1982年，您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。我记得您晚年回忆起来说：“民进是一所大学校，我在这里接受教育，增长才干；磨练意志，开阔胸襟；完善人格，体味人生。”漂泊的野菊终于回归到一片温暖的花园，离港的人儿终于找到了温暖的避风港。

1998年洪水，您六十八岁。淌过齐腰深的水，用塑料布裹着资料去双竹中学讲课。水下的碎石、树枝划破皮肤，伤口感染、发炎、流脓。您拄着拐杖，在洪流里逆行。教室门口，孩子们哭着喊：“熊妈妈！您怎么来了？受了这么多伤？”您笑了笑：“我不能失约。正好借洪水给您们讲讲《大禹治水》吧。”后来，那群学生里有一个也当了老师，多年之后他回忆说：“很多年前发洪水那天，熊妈妈给我们上的那堂课，在我们心里成了一座精神堤坝，替我们挡住了人生中无数场洪水。”恰如树摇动树，云推动云，那朵野菊的根系悄然在多年前扎根延伸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
退休后，您又去到海拔三千米的刚察县，顶着严重的高反编写藏族汉语教材，离家千里、语言不通，但是您却带着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达与洒脱为汉藏语文教学筑基献策；回到重庆，您组建“银发讲师团”，二十年间走遍三十八个贫困乡镇，赠出七万册图书。每一本书里，都夹着您亲手写的读书卡。您一直在奔走、甚至在奔跑，为了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。

近百年岁月，您已走过这崎岖坎坷的一生。或许您未曾变过，从赤脚踩雪的小女孩，到脸上挂着墨汁走进教室的女教师，从躺在病床上改作文的病患，到洪水里拄着拐杖的老人，您一直是那朵野菊，不抱怨环境，不惧怕霜雪，既然开了，就把香气结结实实地散出来。这力量无疑是安静的，不与乔木比高，不与牡丹争艳，只是在石缝中、在霜雪下、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，年复一年地黄着，苦着，香着；这力量无疑又是黄钟大吕，塑造着比成就更深远的东西。正如您写过的诗，“野菊幽岩下，不慕金谷园。冷对严霜露，花黄自芳菲。”野菊开在您走过的田间地头，开在您穿行的幽幽岁月，也开在我们每一位民进人心坎上。

亲爱的熊羽老师，感谢您，让我们有好那么多民进好故事可以讲；感谢您，让我们清晰看到师者大写的模样；您走了，但您又从未远去。那些您没走完的路，我们将会继续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先生之香，惠泽无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