孝道文化漫谈

来源:本站首发|时间:2012-04-01

中华孝道源远流长

从古到今,无数民族和众多国家中只有中国华夏民族的孝道之花,品种最丰,开放最长,最为灿烂,甚至远播邻国。“孝” 字在甲骨文、钟鼎文等古代文字中就出现且常见。《尔雅》解释为“善事父母为孝”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善事父母者,从老省、从子,子承老也”。现代学者如徐中舒主编的《汉语大字典》、康殷的《文字源流浅说》,都认为“孝”字是根据儿子搀扶老子,或儿子用头承老人之手,以扶持其行走,或子背负其父的会意而造。而今多以“善事父母”为孝。其实“孝”在古代还有两个主要内容:

其一,“尊祖敬宗”这是早于“善事父母”的初始含义,古人认为去世先人,特别是氏族首领,在天庭与天帝为伍,可以左右天帝意志,对部落和氏族的吉凶祸福至关重要,从而产生了祖先崇拜,主要形式为宗教式的天帝与祖先共同祭奠,其目的主要是为使氏族集体趋福避祸,繁荣昌盛而为。

其二,“传宗接代”。繁衍后代本是生物天性,经人文强化,就成了道德、伦理,乃至法律的要求。《孟子·离娄》提出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”朱熹注释:“于礼有不孝者三事,谓阿意曲从,陷亲不义,一也。家贫亲老,不为禄仕,二也。不娶无子,绝先祖祀,三也。三者之中,无后为大。”因我国现在人口过盛,推行计划生育,故反复批判孟子之言,务使国人尽知,是必要的。但在古代特别是远古时代,灾荒、瘟疫、战争等使人类生存环境十分恶劣,人类的出生率、成活率都低,寿命不长,人口减员,常成为一种社会危机,故无论国家、氏族、家庭都无不力求人丁兴旺,确保世代不绝。

我国的孝道文化源远流长。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,始于五帝时期,“孝”字始见于《虞书》,成熟于周朝,《孝经·五刑章》“五刑之属三千,而罪莫大于不孝”,可见孝已成了国家律令的重要内容。全面强化于汉代,“孝”是先秦儒家伦理的核心,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后,“孝”成了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重要内容,继之“以孝治天下”,“三纲五常”“移孝作忠”等政治要求,伦理规范不断涌现。汉以后各朝政府和君王无不奉行孝道,只有轻重之别,而无绝传之实。至宋代理学大兴,使传统的“孝”论证哲理化、施教通俗化、义务规范化,由于封建统治者以“移孝作忠”的理论,为其统治服务,渐次演绎出了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等极端化、专制化的愚忠愚孝。特别宋代,儒、佛、道三家,弘扬孝道结成了空前大同盟。原本儒家的修、齐、治、平,名垂青史,显亲荫子的入世思想与佛、道的色界无常,看破红尘,无为清静,长生不老,谋求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出世思想是十分矛盾的。魏、晋以前的佛、道无论教义和修持,都不重视孝道甚至反对,认为家庭是火宅,是人生解脱之障碍,故要求“出家”。这种矛盾在强大的儒家文化的环境中,经千余年的反复斗争磨合,佛、道由反对而妥协,由妥协而趋同,由趋同而争先。佛、道加盟使“孝道”之推行,又得到了“神佑鬼惩”之力,至宋时“三教”弘扬孝道争先恐后的场面前所未有,致使“孝道”家谕户晓。元、明、清各朝承其礼教未有削弱。即使在封建社会中、后期传入的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,也无不顺应中国时尚而提倡孝敬父母。直至清朝后期,特别在鸦片战争失败后,列强纷至沓来,西方文化夺人耳目。国人以为吾国之贫弱无能,皆孔、孟之罪过,故有“五四”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,导至孔丘走麦城,孝道遭白眼。新中国建立后,为了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需要,大力批判一切封建文化和宗法思想,“左”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,华夏孝道之花也就暗淡失色了。

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孝文化,在儒、佛、道三家以及民间,所产生的著述文献、诗歌、小说、戏曲、雕塑、绘画等文艺作品十分丰富,不可胜数。诸如儒家的《孝经》,道教的《文昌孝经》,佛教的契嵩《孝论》、大足石刻中的《古文孝经碑》、《父母恩重经变》、《大方便佛报恩经变》等宏大雕像,均很有影响,但其中以儒家的《孝经》最为精辟周全,也最能反映孔、孟所倡导的“孝道”本来面目。历代学者皆视为儒家正统典籍,历代帝王亦多有注疏者,并以政府名义颁布刊行,进而流传邻国。

《孝经》是先秦儒家的重要著述。虽字不足二千,但是“十三经”中,首获“经” 称号者。孔子说:“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《春秋》,崇尚人伦之行在《孝经》。”可见两书是儒家相互为用,体现孔子政治和伦理主张的重要文献。《孝经》对中华民族的伦理观,家庭观,立身处世之道,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,而且延续至今。对日、韩等周边国家的影响也十分明显。据考,至迟梁武帝时(513)就经百济(朝鲜古国)传入日本,长期受到重视,孝谦女天皇,特别尊从《孝经》,曾下诏,令各户须藏一本,精勤诵习,后按“御读书始”规定,天皇、太子和皇家贵族子弟,七八岁时,开始讲受句读,训诂时,所用典籍多为《孝经》,以后历代传为定例。

《孝经》作者历有争论,有言孔子者,有言曾子及门人者,还有言汉儒者。据史料分析,如《吕氏春秋》中有引用《孝经》字句,证明先秦时已确有《孝经》,决非汉儒所为。《孝经》本意出自孔子,又经曾子及其门人集录书於竹帛,传诸后世。这种说法是较为妥当。

《孝经》主张“以孝治天下”。《孝经· 广要道章》中指出:“教民亲爱,莫善于孝。教民礼顺,莫善于悌。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安上治民,莫善城礼。礼者,敬而已矣。”这是说,要教导民众相亲相爱,没有比推行“孝道”更好的办法。要教导民众礼貌和顺,没有比推行“悌道”(尊敬兄长和上级之道)更好的办法。要移风易俗,没有比推行“音乐”(包括各种文艺手段)更好的办法。要使执政者安心,民众守法,没有比推行“礼节”更好的办法。相互尊敬就是礼节。《孝经》安定和谐社会之功能已不言而谕。故历代帝王、政要大多倡导和实践孝道,于己完善人格,于国以求久安。

《孝经·谏争章》,曾子对孔子说:关于慈爱、恭敬、安亲、扬名,这些根本道理我都听了,现在冒昧请问:“子从父之命,可谓孝乎?”这是说:儿子只要服从了父亲的命令,就是孝道吗?“子曰:是何言与!是何言与!”孔子激动地讲:曾参啊,这是什么话!这是什么话!孔子接着就讲了,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人和父亲有争臣、争友和争子的重要性。

“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,臣不可以不争于君,故当不义则争之。从父之令,又焉得为孝乎!”这是说:遇到父亲和君王不义,儿子不能不向父亲争谏,臣子不能不向君王争谏。所以遇到不义就应争谏。盲目惟命是从地执行父亲之命,怎么称得上孝道呀!

可见孔子主张的忠孝,不是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的愚忠愚孝。

《孝经·事君章》又说:“君子之事上也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。”这是何等开明周全的见解啊!这不难看出《孝经》是儒家全面总结升华三皇、五帝以来人伦教化的精粹之作。

孟承孔道,孟子提出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《孟子·离娄》云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可见孔、孟提倡君臣父子应平等互敬。其治国之道“以民为本”的民主思想十分鲜明,比之西方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潮也不逊色。孟子还主张“事亲养志”的孝道。这与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指出的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,不敬,何以别乎”,对父母缺乏敬心,只作物质供养,无异于养牛养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,为祖国培养出了无数情操高尚的贤能志士和国家栋梁,也是当今促进社会和谐,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。

中华孝道再放光芒

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历史悠久,民族文化传承不断的文明古国,也是“孝”文化的故乡。但因近百年的历史和政治原因,使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断层,“孝”理念和“孝”实践都急剧淡化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拨乱反正,从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转移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,进而提出建设“小康社会”、“和谐社会”,真可谓衣食足而礼义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大批“十三经”之类的民族传统文化书籍,以及道藏、佛典。今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,近年报刊、电视等各种媒体,也多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栏目,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和各省、市的地方电视台也多有此类栏目,于丹、易中天等一大批填接“断层”的学者登台演讲。海外的“孔子学院”有如雨后春笋,这表明中华文化有强大生命力。

据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状态是“未富先老”,加之农村广大这一国情,“家庭养老”将是我国很长时期的主要养老形式,笔者认为家庭养老贵在有“敬心”,各家的物质供养其优劣定有差异,但“敬心”不能有差异。民间流传一既俏皮又富哲理的对联:“百行孝为先,论心不论绩,论绩贫家无孝子;万恶淫为首,论绩不论心,论心亘古无完人”。在行孝中要做到始终都有“敬心”是十分困难的,所以《论语·为政》云:“子夏问孝,子曰:色难”。孔子讲的“色难”其义有二:一者,承色为难,意为观父母喜怒之色而顺其心是很难做到的。二者,在父母面前长期保持和颜悦色很难做到。大足宝顶石刻中的《父母恩重难报经变像》也强调“观喜怒常不犯慈颜,非容易从来谓色难”。甚至借助鬼神“父母如忧念,乾坤定不容,人间遭霹雳,地狱饮洋铜”。古人之所以如此,皆因世人多未解“孝敬”、“孝顺”两字连用的真谛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于1996101日施行,在我国“孝道”文化史中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该法既有传统继承又有时代创新,“中国特色”和“现实所需”都很鲜明,是我国推行社会主义“新型孝道”的国家意志和法律依据。旨在实现老有所养,老有所医,老有所为,老有所学,老有所乐的“新型孝道”之花,定会迎风绽放,越开越艳。

作者:

责任编辑:陈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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